今天考察岩画情况更为复杂,我们与岩画互不认识,全凭猜测。个别的可通过现代化的考古手段判定其年代,对其内容的考证,多采取望图生意的方式(当然,生意之后,要寻找各种文献的、实物的证据)。我自己以前多采取这种方式,在座的专家们大概也有人采取这种方式。面对一幅岩画,比如一只野山羊,一个人面像或其他什么图案,观者会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会产生不同感触,也就是说望图生出不同的“意”来。那么究竟谁的意更符合实际呢,我想短时间内难以下结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各说各话。因为面对同样一幅画面,望图生意者都有各自的道理。如对江苏连云港将军崖人面像的解释,至目前为止已有数种。鄙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察连云港岩画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望图生意”之作,我根据那一片人面像(十面个体)与植物连为一体,在查看地方志、了解当地考古情况(附近有旧石器时代遗物、有宋代雕刻等)后,我认为是一幅《稷神崇拜图》,《美术全集·绘画卷》主编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就采纳了这种说法。但考古界很少有人同意我说的看法。
最早考察这处岩画的俞伟超先生认为是商代杀人祭祀的场面,盖山林先生认为是太阳神崇拜的记录,那些植物状的图形乃是太阳的光芒而已。李仰松先生则认为那是一幅六千多年前的“生殖巫画”。陆思贤先生等认为是太阳神和天象图。近几年发表的文章“天象图”说似乎占了上风。此类文章当以连云港市博物馆发表在《岩画研究》2006年刊上的“将军崖岩画”最具代表性。我们不妨先引述该文的部分文字:“1978年连云港市文物普查中,该岩画首次被发现。1980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先生来连考察,当场指出: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岩画,而且是一处反映3000年前我国东夷部落生产和生活的画面。”第二天,俞伟超先生更作了一场《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的学术报告,将岩画推定为3000年前殷商之际东夷部落的社祀场所。1981年4月初,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召开了首次将军崖岩画拓片展示和专家鉴定会。4月4日中央广播电台和4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报道,指出“将军崖岩画是3000年前的遗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岩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由此,将军崖岩画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论文相继见诸于刊物。有关将军崖岩画内容和时代的考定也是一大焦点问题。有的提出了是女娲造人,反映原始农业与人类生命的关联。有的提出将军崖岩画是反映古代东方氏族对土地、农业的崇拜和依据。有的认为岩画是原始社会祝祀乐舞的图像。有的是浪漫想象,认为第一组人面刻画的是海洋生物——黉(音红,主管阴晴的神鱼)。有的从民族学与古史传说中探讨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则提出岩画是东夷太阳神的崇拜。有的注意到从天文学角度研究岩画,是描绘了春分时人物对鸟星的祭祀,祈求丰收的景象。有的则确指将军崖岩画是古祭台,其内容是有关十日神话,将军崖是祭日的遗迹。对将军崖岩画从古代天文学去考察的有三篇文章,一是周锦屏的《将军崖即羲仲祭日地之推定》,陆思贤的《将军崖岩画里的太阳神像和天文图》,以及王洪金的《将军崖大石图考》等。他们从新视角对将军崖岩画的内容作了全新审视。”“又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将岩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2002年‘立春’刚过不久,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太极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专家王大猷先生来连考察。由于现代工业酸雨的长期侵蚀,将军崖岩画中的某些岩刻已经十分模糊,我们借助于市委宣传部赵鸣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将军崖岩画的照片和岩画比较,在第一组岩画中,我们发现了已经模糊、近似消亡了的‘勾芒’人面像的岩刻。这是一个新的发现。确凿的史证,将海州的上古文明史完全可以推到6000年前。将军崖岩画是上古时期勾芒部落观天测象的记录。其中第二组星象图,大石上的圆窝以及子午线、太阳刻画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的天文学的成就。因而,可以推定将军崖岩画有着明确氏族标志、成文连续实录并与图腾徽铭相间的天文观测灵台、敬天法祖的祭坛,是6000年前东夷先民的朝圣中心。将军崖岩画已不再是一部难以破解的‘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