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解的是，在鲜卑人长期活动今内蒙东部区域，虽然有岩画陆续发现，但涉及动物的最多见的是鹿类，据盖山林、盖志浩先生的研究：“在这里多种题材中，鹿的画面是十分突出的。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这里的图像大约有500个，而鹿岩画竟有400个个体，占全部岩画的80%。”“此外，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也有两处以鹿为主体的画址。”除此之外的岩画兽类题材中，“有野马、虎、野猪、野牛。” 考虑到内蒙东北部主要是草原与森林，并不是主要活动于裸岩地带的北山羊理想的栖息地，因此北山羊的形象少见或不见于是地的岩画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可能也是阴山岩画中多见北山羊，而位于内蒙东北部的草原岩画少见北山羊的一个主要原因。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记录长期活动于阴山区域的匈奴人的历史文献中，却没有见到有关北山羊的记录。《史记•匈奴列传》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驘、駃騠﹑騊駼﹑驒騱。

    其中所记匈奴的“奇畜”，除骆驼、驴、骒之外，“駃騠﹑騊駼”均是良马名，而“驒騱”则是一种野马，至于《后汉书》所记与中原有异的禽兽“原羊”与“端角牛”并不在其中。这种区别可能是由于两书的着眼点不同，《后汉书•鲜卑传》所记主要的“原羊”之属，主要是体现出异于中原的特点；而《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则关注的是在匈奴人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牲畜——马﹑牛﹑羊等，所“奇畜”其实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骆驼、驴、骒自不待言，作为良马的“駃騠﹑騊駼”，及野马“驒騱”，更反映了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对马的偏爱。正是由于两书的着眼点不同，“原羊”与““端角牛”没有出现于关于匈奴人的文献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在关于匈奴的文献中未见北山羊之记载，然由于内蒙古岩画中关于捕杀北山羊及其个体、群体形象众多，时间跨度相当长，其中应有反映匈奴人捕杀或驯养北山羊的形象。《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第401页插图31“乌兰察布双羊纹岩画（左）”与代表匈奴风格的“鄂尔多斯双羊铜饰牌（右）”相比较，无论是岩画还是“铜饰牌”，其中描绘的“双羊”，从其硕大、向后弯曲的羊角看，刻绘的应该是北山羊的形象。

    拜其尔墓葬的时代，据发掘者推断“大致在春秋、战国之际。拜其尔墓地所出北山羊立像，是北方草原文化常见的艺术品，加之大量随葬牛、马、羊骨，其经济形态应以畜牧业为主。” 但有的学者认为，“拜其尔墓地的资料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游牧文化的特征，说明该地区的土著文化当时已转化为游牧文化。” 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北方游牧部落正在整合，即将以匈奴为名出现于北方之时。拜其尔墓葬所见的北山羊铜像，似乎可以说明北山羊曾在北方游牧部落中曾留下深刻的印迹。

    与岩画中狩猎北山羊的形象相响对应，文献中亦有射杀北山羊的记载。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秋七月，朝散大夫、行工部尚书、兼楚州长史、宫苑勾供奉段思审奉诏画《拓跋他悉罗等射羱羊图》。此图至元时尚存，元人胡祇遹赋诗跋是图曰：百战神功定八区，太宗洪业付微躯。羱羊一箭何多羡，自有蕃王职贡图。